□ 梁桐纲
近日阅读，偶见一篇关于“三联单”的追忆文章，一口气读来感慨万千。记忆像潮水般拍打开我思绪的闸门，不禁想起上个世纪60年代我的童年时期，母亲常常放在家中方桌钟表上的“三联单”。往事历历在目，扣人心弦。
这里说的“三联单”，是指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干部职工患病需要到医院就诊时，由所在单位医务部门鉴诊后，开具的有上下三联印刷不同颜色的表格样单子，单子的宽度不足三指。患者可以凭单子到指定的几家医院，免费挂号取药、就诊住院。记得1966年前后，母亲患了肝病，需要经常到医院去化验拿药。作为慢性病人，母亲的医疗主管部门每个月都会给她开出几张“三联单”使用。当时河北省第三医院是母亲单位的定点医院，我常跟着母亲到医院，目睹了“三联单”的神通。看病检查诊疗结束，到药房取药，药剂师将一包药品递给母亲，母亲交上“三联单”，便可以离开医院，分文不花。那时母亲因肝病消化不好，医生常给她开些山楂丸、食母生片之类的药品。一次，我见到母亲将山楂丸放到嘴中，没有用水送服便出门去办公，我感觉这种药应该不难吃，便趁家中无人偷偷地将蜡封剥开，一粒圆圆的黑色药丸呈现在眼前。我先用舌头舔了舔，果不其然，那药不苦还有点酸，于是我大胆地咬下半丸咀嚼起来。不吃不知道，一吃才晓得这个山楂丸酸甜酸甜很好吃，因此我爱上了这东西，一丸没吃够又吃了一丸，心想反正母亲有“三联单”，拿药不花钱，好吃就吃呗。那天母亲从学校归来，看到药盒中的山楂丸少了两粒，哥姐在外地，妹妹在保姆家，不用问，非我偷吃莫属。母亲拿着药盒子对我说，“这些药是国家免费给我的，你不能随便吃”。“我也想吃山楂丸。”我说。“你想吃到卫生院买去，不能吃这个。”那时年少的我感到很是委屈。母亲从我不快的脸上或许觉察到了，第二天，母亲叫过我来，拿出几毛钱说道：“你去公社卫生院买盒山楂丸吧。”我高兴地收起钱，一跑一颠地儿到公社卫生院买回了一盒。打那时起，我开始学着一分一毛地攒钱，攒够几毛钱就去买盒山楂丸，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
那个时期国家有规定，机关干部及教师子女等生病看医生，需要全额支付医药费。我的父母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列入干部序列，子女是不能享受医药费报销的。父母抚养我们兄妹七人且还有一个姐姐因病夭折，这成了父母亲的一个心结，常常担心万一儿女生病无钱医治而耽误了病情。由此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即使降低生活水平，也要每月从工资中留出一点钱作为儿女急需。父亲常讲，要留点积蓄，以备有个大病小灾。即便如此，父亲母亲的免费看病“三联单”，也从未让子女沾一点光。1966年春季，我的扁桃体肿大，需要使用青霉素针剂和吃地霉素治疗，恰在当时，母亲也因病开出一盒青霉素针剂及其他药物。母亲打针我也打针，当时稍有活泛，我是可以蹭上母亲免费针剂和药物的。而母亲从不动这个心思，每次到医院都为我交上现金，各打各的青霉素，各吃各的药。由于青霉素水质针剂注射太痛，年少的我难以忍受，母亲为我付款使用价格更贵的油质青霉素，也从没有为我动用过她的免费“三联单”。以后我长大懂事也习惯了，有个头疼脑热生病了，便和父母要上钱，自己去看病拿药打针而再无杂念，直到后来参军、工作，成了“公家人”，我自己也有了“三联单”……
常说往事如烟，“三联单”的往事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虽已久远，但这些记忆影响着我的人生，我当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