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世乔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用双脚丈量两万五千里，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90年后的今天，我一次次想起那些采访烈士后人的日子。那些泪水与骄傲交织的面容，那些关于等待、寻找与传承的故事，仿佛在说：有一种爱，穿越了硝烟，从未消散。
2016年，我采访了董振堂的儿子董用威。采访那天，阳光照在窗前的梧桐上，附近学校课间操的音乐传进来。朴素的居室里，92岁的董用威擦拭凝望着父亲留下的唯一照片，深情讲述。
董振堂为长征中河北籍将士中最高级别将领，是赫赫有名的“铁流后卫”红五军团的指挥员。长征途中，他率红五军团勇担全军后卫，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长征胜利后，他率部参加西路军西征，1937年1月在甘肃高台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42岁。
“老虎，老虎，上山——”父亲牵着他的手念儿歌的情形，在董用威记忆里弥足珍贵。董振堂常年征战，董用威只在四岁时与父亲生活过两个月。父亲对他，山一般高大，又云一般遥远。1942年，他随逃难人流扒火车去西安求学前，才得知父亲已于五年前牺牲。漂泊的少年，可否理解父亲将亲情深埋于心底、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义无反顾？
董振堂曾为国民革命军旅长。1931年12月他和赵博生等率部举行宁都起义，加入红军。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把多年积蓄作为党费上交。董振堂完全可以让家人衣食无忧。但为了信仰和理想，为了国家大义，他毅然选择了一条艰辛之路、坎坷之路、牺牲之路。作为英烈的后人，董用威用思想，更用行动理解了父亲，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董用威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长征途中，有位女战士即将分娩，敌人追兵逼近。董振堂率部与敌人展开厮杀。小战士不解：“首长，为掩护女战士生孩子流血牺牲，值得吗？”董振堂说了一句响当当的话：“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吗？”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塑有董振堂烈士半身像。穿越硝烟，他仿佛和其他先烈一起注视着阳光下的今天。高大的梧桐树下，有老人漫步，有年轻人健身，有孩子在父母带领下蹒跚学步。这不正是长眠于墓园中的烈士们为之奋斗，却没来得及看到的和平景象吗？
同样在这座陵园，刘梓华烈士的儿子齐银生曾来祭扫。齐银生上学时就听过“飞夺泸定桥22勇士”的故事，却不知与生身父亲有什么联系。父亲去世时他才三岁，父亲没来得及留给孩子完整的父爱，更没来得及给孩子讲亲历的战斗故事。20世纪70年代，四川来人找到齐银生母子，因为他们找到了22勇士的一些新线索。后经查阅有关档案，刘梓华就是当年的22勇士之一。
作为烈士后人，齐银生曾到泸定参加纪念活动。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齐银生被父辈们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精神深深震撼……父亲，是自己的父亲，更是党和人民的儿子。生活于天津的齐银生把父亲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生活用品和有关资料，一一捐赠给了相关纪念场馆。
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告诉我，很多烈士牺牲时正值青壮年，身后留下年幼的孩子。他们接待过很多烈士子女，他们有的在母亲临终前才知道身世，有的在箱子底翻出烈士证后才知道父亲是革命烈士。
在这座陵园，我还采访过雷烨烈士的外甥女项碧英，她从浙江过来给舅舅扫墓。雷烨，是一位牺牲于太行山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战地记者，原名项俊文。当年，父母病故后，十几岁的项俊文辍学担起了抚养四个弟弟妹妹的重任。1938年，为了心目中神圣的使命，他典掉祖宅，安置好弟弟妹妹，离开家乡金华奔赴延安。1941年，家人收到他以“雷雨”的名字寄自“行唐”的一封信之后，就再无消息。新中国成立后，家人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直到2003年确定雷烨就是项俊文。
在舅舅墓前，项碧英说到了家人对舅舅的思念，说起了晚辈们继承舅舅遗风所取得的成就，泪水打湿了衣襟。
烈士墓园在苍松翠柏掩映下分外庄严肃穆，一块块墓碑排列成整齐的队伍，仿佛勇士枕戈待旦，只待一声号角便奔赴前线。
从长征到抗战，从雪山、草地到巍巍太行山，一代代英雄志士前赴后继，舍小家为国家，用鲜血和牺牲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走过一座座烈士的墓茔，走过一尊尊英雄的塑像，我看到，一对青年夫妇带着孩子到烈士纪念碑前敬献鲜花。望着孩子依偎在父母身边的可爱模样，我耳边回响起董振堂烈士的那句话：“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