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记者 梁慧杰 人民法院报通讯员 王社会
初冬时节，云州大地一片清宁辽阔。
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机组平稳运行，实时跳动的减排数据见证着这家老牌火电企业的绿色蝶变。
作为山西省首例以超额减排量折抵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探索“减碳代偿”替代性修复模式，推动环资审判从“事后惩罚”向“源头治理”升级，实现了生态保护、企业转型与民生保障的三方共赢。
2025年12月该案顺利调解结案，两个多月后，企业安全环保监察部负责人老张给主审法官王琴打来电话：企业新增投入300余万元实施减排技术升级，本季度减排成效已大幅超过法院与生态环境部门共同审定的方案目标；2026年2月极寒天气保供期间，企业圆满完成供电供暖任务，守护了千家万户的温暖。
老企转型：历史欠账引发司法考题
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座百万千瓦级国产火力发电企业，数十年来为保障首都及周边地区供电供暖作出突出贡献。
在“双碳”战略引领下，这家传统火电企业加快绿色转型进程。2022年，国内首套化学链矿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在这里落地投运，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企业获评“碳达峰碳中和标杆企业”。
然而，转型背后，历史遗留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步显现：2018年至2021年，企业因氮氧化物、烟尘排放超标，先后受到行政处罚7次。2024年，金华市绿色生态文化服务中心向大同中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将这家负重转型的老国企置于司法聚光灯下。
一边是不容触碰的生态环境公共利益，另一边是肩负民生保供重任且处于绿色转型关键期的老国企。如何平衡？大同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高宁坦言：简单判决赔偿，虽依法办案，却可能打乱企业技改节奏，甚至中断绿色转型进程；一味宽宥免责，又会突破环保底线。如何在依法追责与护航转型之间找准平衡点，成为环资审判必须答好的考题。
为摸清实情，王琴带领合议庭成员直奔生产一线。企业安全环保监察部负责人老张指着崭新的环保设备感慨：“从2018年首次收到处罚决定书起，我们前三年就投入5600余万元开展技术改造，后续又追加2亿余元，如今排放指标远低于国家标准。”
“历史超标我们认账担责，但企业正全力推进绿色转型，要是再因以前的事赔一大笔钱，转型步子可能就要停下来……”老张的声音里满是无奈。
合议庭又核查了企业近三年环保治理台账、监测数据及内部管理制度，确认企业虽存在历史超标排污行为，但近年来持续将真金白银投入整改，建立12项环保管理制度，减排决心坚定、成效显著。
“如果简单一判了之，企业倒了，污染可能更重；企业活了，减排才有希望。”王琴道出了合议庭的共识。
创新破局：首创“减碳代偿”模式扫除转型障碍
环资审判的核心，是化解污染难题、推动生态修复，而非单纯追求赔偿金额。合议庭确立“调解优先、修复为本、护航转型”的思路，全力推动问题实质解决。
王琴多次与原告沟通，讲清法律底线，也阐释企业的民生保障职责与绿色转型现状，以法理情相融推动双方达成调解共识：共同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科学评估。
正当调解稳步推进，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出现了：第三方鉴定费高达23万余元，比企业预想的高出十倍不止。
“这个费用我们实在承担不起。”老张在电话里的声音充满焦虑。
“绝不能让高额鉴定费成为企业绿色转型的绊脚石。”合议庭紧急会商，主动寻找替代方案。法官们查阅大量学术资料，积极对接专业资源，最终邀请到三位深耕大气污染损害评估三十余年的权威专家。
专家们了解到企业转型困境与法院的工作初衷后，同意只收取12000元的基础咨询费用，为案件顺利推进扫清了障碍。
随后，专家组结合大同本地气象条件，运用大气扩散模型，严格依照技术指南和地方排放标准，出具评估意见：企业超标排放烟尘0.01831吨、氮氧化物1.39073吨，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38896元。该结果科学客观，得到双方一致认可。
按照传统环资审判思路，此时以生态林建设开展替代性修复已具备条件。恰逢此时，王琴赴北京参加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的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培训班，这次学习让她有了全新思考。
培训中专家指出，植树造林的生态价值集中在固碳释氧，对氮氧化物、烟尘等大气污染物的直接削减作用极其有限。大同地处黄土高原，干旱少雨，林木成活率不高，花三万多块钱种一片林子，对改善空气质量效果甚微。而单纯购买碳汇指标，仅能实现“账面抵消”，无法从源头减少本地污染物排放，还容易让企业滋生“花钱买免责”的错误认知。
“司法生态修复必须立足实效、杜绝形式化。”培训归来，王琴提出大胆思路：“能不能让企业用未来的超额减排量，来折抵本次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这一思路在全省尚无先例。合议庭内部也曾有顾虑：已形成初步调解意向，调整修复方案是否增加当事人诉累？创新探索是否存在法律程序和实体适用风险？
案件的创新探索引起大同中院党组高度重视，时任党组书记、院长丁国华听取专题汇报后明确表态：只要契合生态保护立法精神、助力减污降碳战略、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没有先例就大胆探索，院党组全力支持。
王琴带领合议庭团队围绕修复方式合法性、折算标准科学性、长效监管可行性开展全方位论证后一致认为，替代性修复的核心是实现生态有效治理，在法律框架内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创新路径。
精准定标：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管机制
修复路径敲定后，科学设定减排目标成为关键。
企业最初提出按历史超标量“一对一”折算。合议庭审慎研判后认为，该标准偏低，难以发挥司法引领作用。
法官们对照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定年度许可排放指标（烟尘298吨、氮氧化物2968吨），结合企业生产运营现状、技改潜力和国家“双碳”战略要求，经多轮协商确定：
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9年10月24日排污许可证到期，企业在许可排放总量基础上，额外完成烟尘减排350吨及以上、氮氧化物减排2800吨及以上。减排期限锁定在2030年碳达峰目标节点前，以司法助力企业融入国家重大战略。
为确保承诺落地，合议庭构建“法院司法监督、生态部门行政监管、企业主体落实、社会公众监督”四位一体全流程闭环监管机制。企业每季度向市生态环境局报送减排数据，主管部门逐项核查；每年年底向法院提交年度执行报告；五年期满统一核算验收，如未完成任务，法院将依法恢复执行38896元赔偿金。
2025年12月26日，双方正式签署司法调解协议。企业当场递交《减排承诺书》及详尽的《减排实施方案》。同时，企业自愿向当地政府额外缴纳38896元，专项用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
“减碳代偿不是负担，而是倒逼我们加速绿色转型的强劲动力。”签字现场，老张握着王琴的手，“感谢法院没有简单一判了之，给了老国企转型求生、绿色发展的出路。”
法治引领：小案大治彰显司法担当
如今，这家曾深陷生态纠纷的老牌国企，已稳步踏上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企业持续加大环保投入，阶段性减排数据稳步超额达标。在2026年春节极寒天气能源保供“硬仗”中，企业坚守生态红线、扛起民生担当，实现生态效益、民生保障、经济发展三方共赢。
“这个案子的办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精神同频共振。”丁国华表示，“法典明确‘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规定‘无法消除或者修复的，实施替代性治理或者修复措施’。我们探索的‘减碳代偿’模式，将传统生态替代性修复从扩绿延伸至降碳减污新维度，让司法裁判精准服务区域污染总量减排宏观治理目标。”
有人问王琴，为了一个标的额仅3.8万余元的“小案”，耗费大量精力、承担创新风险，值不值得？王琴的回答朴实而坚定：“法院多一分用心，企业就多一分转型底气，生态就多一分守护保障，群众就多一分生态福祉——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值得吗？”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大同大学煤基生态碳汇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赵建国评价：“三万八的小案，撬动了一场环资司法的绿色革命。‘减碳代偿’代偿的是历史生态欠账，成就的是企业绿色发展的未来。大同中院对标‘双碳’部署，创新推出‘减碳代偿’修复机制，以司法的温度平衡生态保护与企业发展，以司法的力度护航低碳转型与民生保障，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减污降碳、企业转型互利多赢的司法新路径。这一模式不仅为老工业基地传统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司法解决方案，也为全国环资审判服务‘双碳’战略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大同经验’，在法治护航美丽中国的新征程上，写下了厚重的大同司法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