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桐纲
深秋的一天下午，在省河北梆子剧院赵涛院长的安排下，观看了一场创作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由河北梆子剧院一批知名戏曲艺术家和几代演员演出1600余场次、入选文化部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的大型神话剧《宝莲灯》。陪我观看的老伴虽祖籍河北却生长在贵州，对河北梆子一直没有什么感觉，有时让她看梆子戏，好像还有点强人所难的意味儿。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看完演出，老伴却要等着看演员谢完幕，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她对我说：“我好像爱听河北梆子了。”我说：“你会越听越爱听。”
“越听越爱听”，既是我的体会，也是我的经历。儿时的我，正赶上“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年代。那时，我读书的获鹿县（今石家庄市鹿泉区）城关一街和三四街学校的老师和小学生们，利用课后及晚间业余时间，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除武打场以外，几乎全剧搬上了学演舞台。我也在剧中扮演着“跳车人”“特务乙”，并凑时唱上一段“少剑波”，随队深入到工厂、农村和部队去演出。那时候，听的唱的是京剧，就连县丝弦剧团也改成了京剧团排演京剧。没有听到过多少家乡梆子腔的我，对河北梆子还是陌生的。直到有一天，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省河北梆子剧团移植的现代戏《红灯记》选段，河北梆子那激越高亢、深情绵长的声腔才第一次撞开我的心扉。而真正使我爱上家乡梆子腔，还是1973年河北梆子剧团根据现代京剧《龙江颂》移植的河北梆子戏，那时而舒展、时而慷慨、时而奔放的唱腔直听得我如醉如痴。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广播电台作为党的喉舌，都会在党报上按时发布《一周广播节目预告》，我都会在报纸上用钢笔标注上，包括河北梆子选段在内的我喜欢听的戏曲等节目。当时我住校，如果节目安排在午休或熄灯后播出，为了不影响同学们休息，我就揣上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独自出来找个僻静的地方一口气听完。那个痛快淋漓呀，没有那种热爱的劲儿是很难体会到的。我记得，当时京梆子、卫梆子也都移植了《龙江颂》，但我最爱听的还是咱自己的家乡梆子腔。
1974年底，我入伍来到内蒙古守卫边疆。1978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我同团政治处报道员张耀普一同下连队采访，在战士们热火朝天的战备施工工地上，高高捆在木杆子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扩放着由著名河北梆子演员张淑敏等灌录的河北梆子《龙江颂》，能在祖国边疆听到家乡梆子腔，自是喜出望外，倍感亲切。也是那天听说，扮演江水英的著名河北梆子演员张淑敏英年早逝，甚是惋惜，心中顿生一种凄凉。记得那天有风，尽管高音喇叭传出的声音随风忽大忽小，我站在新挖的战壕边沿上却听得发呆发愣。
爱上家乡梆子腔，总难忘1978年夏末的一天，观看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戏曲艺术片《宝莲灯》的情景。那天是部队的休整日，我如约到乌兰察布军分区同新闻干事郝建军见面后，沿着乌兰路向南步行归队。时近中午，肚子里的饥肠开始捣鬼，似在告诉我身体需要垫补垫补了。那时的饭店不像现在街巷遍布，有数的几个国营饭店还需要排队用餐。我正要准备去寻找餐馆时，乌兰路上一家电影院大喇叭里传出的声音止住了我的脚步：“宝莲灯、宝莲灯，河北梆子电影《宝莲灯》”。河北梆子？我的家乡戏？我心中想着。在当时，传统戏影片的公映还未完全开禁，我感到《宝莲灯》的名字挺新鲜，像是传统戏上映首开先河。此时，止住的双脚被那接连不断的宣传声引着走向影院门口，电影院美工用水彩笔画的大幅电影海报挂在一侧，“河北省跃进河北梆子剧团演出”一行字体映入我的眼帘。“家乡的剧团家乡的戏，我要看一场。”我一边思忖一边凑近黑板上书写的排片表，看买哪场的时间合适。由于《宝莲灯》电影分上下两集，时间两个多小时，要吃午饭错过一场再看电影，就不能按时归队，作为军人决不能为。而要看临近散场后的片子，午饭是不能吃了。此时我没有过多犹豫，心想饿一顿不算啥，看不了家乡戏会遗憾。于是我在售票窗口前排起长队，花两毛钱买了票，在院子里等待散场后去落座观看。在遥远的边疆影院，同座无虚席的观众一起欣赏自己的家乡戏，那心情是怎样的一种美哉，只有自个儿清楚。戏剧中那人物、那装扮、那故事，之于我虽然是生疏和好奇的，但那家乡梆子腔我是熟悉的且越听越爱听。两个多小时，我在专神欣赏中愉快度过。从电影院里出来，兴奋与激动早已将午时的饥饿感驱离体外,那铿锵激越、慷慨悲忍的河北梆子腔却一直在我的耳畔回荡。我迈开步伐，禁不住随声哼了起来。那步伐，似乎有了她来相伴，轻盈了，快捷了，也更加坚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