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伟
我家跟“教师”这两个字，是有缘的。
爷爷做过私塾先生，后来父亲也做了老师，母亲也是。去宗祠祭祖，族谱上明明白白写着，我是周敦颐先生的三十七世孙。那一瞬间，我站在祠堂里，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书香延续了千年，到我这儿，却断了。我成了一个“开厂”的小老板，地地道道的俗人。
这些年，我出了两本书，发表了不少文章。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旁人开始唤我“周老师”。起初并未放在心上，叫得久了，心底反倒有些发虚。有的是客套，有的是抬举，也有人当真把我视作文化人。可我心里明镜儿似的：我哪里配称老师？不过是临近退休，才附庸风雅、提笔写作的生意人。“老师”二字，我实在受之有愧。
其实，对于教书这个行当，我从小是排斥的。父母年纪轻轻就做了教书匠，十分辛劳。我小时候，常常半夜醒来，看见母亲还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父亲则在一旁刻钢板。那“吱吱嘎嘎”的声响，像一把锯子，来来回回，拉扯着我的童年。
我初中毕业时，嫂子、姐姐们都做老师，我只看到她们的辛苦，从来没感到这个行当有啥好处。年轻时我偏执地以为，教书的人如同困在院墙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孤芳自赏，与世事脱节，碌碌无为。那时候我常想，人活一世，总该做点轰轰烈烈的事，哪怕摔得头破血流，也好过一辈子困在三尺讲台上，把同一本课本翻来覆去地讲。
后来，我遇到了许多好的老师，才改变了我的看法。我的书法老师华复震，在黄石街做了一辈子的乡村教师，一块方砖、一缸清水，把颜体字练得端庄厚重、筋骨凛然。我至今记得，他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地教我写“鲁”字，说：“写字如做人，横平竖直，心里要有骨气。”我的语文老师华嵩元，本是个上海医生，却弃医从文，在小学讲台上站了三十八年。我至今记得，他在课堂上朗读我的作文时眉眼生辉的样子。一颗文心，就这样悄悄地埋下了。后来我才明白，教书的人是种树的人，他们种的树，要很多年后才看得见影子。
所以，当别人叫我“周老师”的时候，我脑子里浮现的，偏偏是华复震老师握着我的手的样子，是华嵩元老师眉飞色舞读范文的样子，是我母亲半夜起来批作业的样子。我拿什么去比？我写了几篇文章就成“老师”了？这称呼，我实在当不起。
话说回来，若真让我重新选一次，我会去教书吗？我回到办公室里，想了很久。茶凉了，我又续上。窗外那棵榉树上，长尾鸟跳来跳去，像极了当年在窗台上偷看我们上课的那只。我想起母亲晚年时，常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手里翻着一本旧相册。相册里全是她的学生，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也做了老师。她指着照片，一个一个叫出名字，眼睛里有光。我知道，一个教书人最高的境界，是把别人的孩子，一个个装进心里，然后慢慢等，等待开花结果。
我没有做成老师，可我的骨子里，到底还是流着“莲”的血脉。书香延续了千年，到我这儿，虽然换了身行装，可里头还是那颗文心。我写文章，做生意，一样可以教人做事，教人做人。只不过我的教室，不在院墙之内，而在江湖之上。
那盏灯，还在血脉里亮着。